相比常住人口的增长，人口的机械增长即净流入，更能反应一个地区的吸引力和产业结构的变化。
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我国经济总量前四的经济大省广东、江苏、山东和浙江的人口流动变化，近年来，尽管这四大省份的常住人口都在增长，但四省的人口净流入/出情况已经出现明显分化，其中广东和浙江人口净流入规模较大，江苏相对平稳，而山东则呈现持续的净流出趋势，近六年山东人口净流出已超过100万人。
山东人口净流出超百万
从近三年的表现来看，广东和浙江的人口净流入相当快。数据显示，2017~2019年，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的人口净流入分别为68.47万人、84.24万人和83.32万人，合计236.03万人；浙江近三年人口净流入分别为31.45万人、49.23和84.37万人，合计165.05万人。
考虑到浙江总人口只有广东的一半左右，165.05万人的数据可谓相当突出。尤其去年浙江人口净流入84.37万人，是近年来首次超过广东，位居全国榜首。其中，省城杭州去年人口增量达到55万人，首次超过深圳，位居各大城市榜首。
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分析，杭州数字经济发展快，不仅有阿里巴巴、网易这些龙头企业带动，还有很多创业公司，他们吸引了大量的人才流入。
第二经济大省江苏则表现出比较平稳的态势，近三年人口净流入分别为9.3万人、3万人、2.55万人，规模较小。总体来看，江苏虽然有一部分人口流向上海等地，但也有安徽、河南等省份的人口流入苏南等地。另外，江苏省内苏南与苏北的经济存在明显落差，苏北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，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流向苏南地区，因此江苏的人口流动中，省内流动较多。
相比这三个省份，第三经济大省山东则呈现净流出的状态。数据显示，2017年到2019年，山东人口净流出分别为41.97万人、19.55万人、19.93万人，近三年合计净流出达到了81.45万人。如果扩展到更长的时间来看，2014年到2019年的6年间，山东人口净流出已经多达105.78万人。
从常住人口来看，山东经年来仍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。数据显示，2014~2019年，山东常住人口分别增长了56.04万人、57.73万人、99.48万人、59.19万人、41.41万人、22.97万人，2017年其常住人口总量更是突破1亿大关。
不过常住人口的增长，主要是由于山东较高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，尤其是2016年全面二孩实施后。2016年，山东出生人口达177.06万人，相当于全国的1/10，比上年多出生53.48万人；其中二孩出生占比超过六成，达到63.3%，远超一孩，山东也成为全国“最敢生二孩”的省份。同年，山东出生率达17.89‰，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，更是1991年以来的最高值。
之后的2017年，山东出生人口达174.98万人，其中一孩生育登记47.8万人，二孩生育登记116.9万人，二孩效应延续。这两年山东的自然增长人口都超过了100万人，因此这两年山东的常住人口增长也都比较快，尤其是2016年，常住人口增长达到了99.48万人。
但2018年之后，随着二孩效应的减弱，山东的常住人口增长也开始大幅放缓。尤其是2019年，常住人口仅增长了22.97万人。这一年，山东常住人口净流出19.98万人，超过东北三省，成为全国人口净流出最多的省份。
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是人口流动的重点。由于年轻人口外流，山东也成为四个经济大省中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。数据显示，山东65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15.77%，而广东的这一比例仅为9%。另外，山东15到64岁人口占比却是四个经济大省中最低的，仅为66.17%，其他三省这一比例均超过70%，尤其是外来人口大量流入的广东，高达74.72%。
人口流动背后：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变迁
作为环渤海省份，在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，山东的经济总量曾位居全国第二，并一度紧追广东。但2009年被江苏反超后，山东不仅与广东、江苏的差距越来越大，并且相对浙江的优势也在不断缩小。
2019年，山东经济总量为广东的66%、江苏的71.3%。在地方财政收入方面的差距更大，去年山东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仅为广东的51.6%、江苏的74%，甚至浙江的财政收入也超过了山东500多亿元。
此外，人均GDP、人均可支配收入，外贸进出口总额等指标，山东与粤苏浙的差距也都十分明显。
区域经济变迁的背后，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差异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口尤其是年轻人才的流向。
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，2019年，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0501元。分行业门类看，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（161352元）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（133459元），金融业（131405元）。
可以说，金融、互联网、高新技术产业收入高，是最吸引年轻人的领域。但从山东的产业结构来看，其主营业务收入排前列的轻工、化工、机械、纺织、冶金多为资源型产业，与年轻人的向往并不匹配。与之相对的，是近年来广东和浙江在数字经济、金融、高新技术产业等发展都十分突出。
比如在浙江，2019年全年以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“三新”经济增加值占GDP的25.7%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达值6229亿元。随着信息经济的快速发展，电商之都杭州正在成为第五个一线城市，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中高端人才选择到杭州工作。
国家级高新企业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指标。数据显示， 2019年，山东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500余家，总数突破1.1万家。不过，同期广东已经突破5万家，江苏超过2.4万家，浙江也有16316家。
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，山东的传统产业占比较高，包括煤、钢等重化工业突出，即使是山东最好的青岛，目前叫得响的品牌还是多年前已经享誉盛名的海尔、海信、青啤等，新兴产业与深圳、杭州等副省级城市差距很大。
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，民营经济是容纳年轻人就业的主体，山东的民营经济、中小企业不发达，除了青岛、济南有一些新兴产业，其他地方还是以农业和重化工业为主。而广东、浙江的民营经济很发达，这几年数字经济的带动作用很明显。尤其是互联网，技术新、造富快，这些行业更吸引年轻人。
在金融方面，目前山东的资金存量是广东的45%，江苏的2/3，跟浙江也有较大的距离。目前广东的A股上市公司618家，浙江和江苏分别为458家、428家，而山东仅为211家。
产业结构、经济结构的差异背后，营商环境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根据《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》（2020），山东最强的城市青岛只排在了第13位，济南则排到了第20位。丁长发说，民营经济、新兴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有利于创新、有利于人才发展的营商环境。山东的官本位思想十分浓厚，官本位思想又影响了方方面面，导致整体营商环境与浙江广东等地有较大差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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