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天是一条河,从记忆的高处奔涌而下,带着草木的腥气、泥土的潮味,也带着母亲粗布衫上浸透的汗碱。它先经过童年的水库,在那里折出一道银色的湾,再漫过少年时滚烫的田垄,最后流到今天这座钢筋与玻璃筑成的城市——却依旧滚烫,依旧能把人烫得想起“活”与“死”这两个分量极重的字。
我在三十六层的写字间里,隔着双层中空玻璃,看太阳像一枚烧红的铁币贴在天空。中央空调发出低沉的嗡鸣,像一条巨兽的喘息,却仍挡不住汗水悄悄渗出后背。手机里的天气App跳出红色高温预警,我想起小时候没有App,也没有空调,却从不觉得热会危及生命。那时候的热,是可以用一瓢井水、一阵穿堂风、一声蝉鸣就消解的东西。
我的村庄在水库上游,一条土路与一道石堤把村子与大片稻田隔开。暑假一到,我们像脱缰的野狗扑向自然:偷摘隔壁大爷的黄瓜,掰开就咬,涩得咧嘴;下河摸螺蛳,脚底踩到滑腻腻的水蛇皮,尖叫声惊起一群白鹭。日头最烈的正午,我们反而更疯,因为大人都躲进堂屋打盹,田野成了孩子的王国。我们脱光衣服跳进水里,像一群银亮的鱼,被太阳烤得吱吱作响的水面瞬间合拢,只留下一圈圈荡漾的热纹。
可游戏总要结束。母亲一声“下地喽”,就能把我们从水里拎出来。她戴着草帽,帽檐下的脸被晒成古铜,汗珠顺着眉骨滚进眼角,腌得生疼。我和弟弟各拎一只小铁铲,跟在母亲身后走进玉米地。玉米叶边缘有细密的锯齿,像无数把小锯子,一擦就是一道红痕。太阳悬在头顶,像一口倒扣的铁锅,我们则是锅里翻炒的豆子。我抱怨:“为啥不等凉快点?”母亲头也不抬:“日头毒,草死得透。”她弯腰拔草的姿势像一张拉满的弓,脊背上的汗衫洇出深色的地图。我赌气,把几棵玉米苗当成杂草铲断。母亲看见了,不骂,只轻声说:“苗断了,秋天就少一口粮。”她声音不高,却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,溅起的涟漪至今未平。
多年以后,我在城市的高楼里,面对电脑屏幕上滚动的数据,才读懂母亲那句话。原来生活不是一场赛跑,而是一次次弯腰、一次次挥锄,把看似无尽的垄沟一寸寸挪到身后。抬头望,终点永远在天边;低头做,终点才会在脚下显现。
傍晚时分,暑气稍退,村庄被月光泡成柔软的银灰色。大人们把竹床搬到禾场上,老人摇蒲扇,孩子数星星。银河像一条泼洒的牛奶路,偶尔有流星划过,我们抢着许愿,却总来不及想清要许什么。远处蛙声与近处虫鸣交织,像一场没有指挥的交响乐。风从水库吹来,带着水汽与荷香,把白天的炙热吹成薄薄的纱,轻轻盖在我们身上。我蜷在母亲怀里,听见她的心跳与蝉声同频——咚、咚、咚——那是世界上最安稳的节拍。
如今,我住在有电梯、有恒温泳池的小区,却再也找不到那种安稳。夏夜不再是竹床与银河,而是空调外机的轰鸣与霓虹灯的闪烁。朋友圈里,人们晒出马尔代夫的蓝、青海湖的绿,却鲜有人提及自己后颈的痱子与地铁里的汗臭。我们拥有了更多避暑的方式,却失去了与热和平共处的能力,仿佛一旦离开人工冷气,就会被生活的烈焰灼伤。
可夏天终究是要热的。它用高温逼出我们的汗水,又用汗水提醒我们还活着。我开始尝试像儿时那样与热和解:周末关掉空调,打开窗户,让风带着楼下梧桐的毛絮吹进来;傍晚去河边跑步,听鞋底与滚烫的柏油路“嗤啦”一声摩擦;夜里冲个凉水澡,躺在竹席上,让汗水自然风干,留下一层细白的盐霜。这些微小的仪式,像一把钥匙,轻轻一转,就打开了记忆的暗门——我又闻到玉米叶子的青涩、听到水库的波浪、看见母亲弓身除草的背影。
原来,夏天从未走远,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。它藏在母亲那句“活是干完的,不是看完的”里,藏在一口冰镇西瓜的甜里,也藏在每一个愿意抬头看星、低头赶路的人心里。城市再厚的水泥,也挡不住一株野草从裂缝中探头;生活再高的温度,也蒸不干我们对于清凉的想象。只要记得那条从田野流向此刻的河,我们就会在滚烫的日子里,找到自己的一片绿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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